序 小镇上的水龙头管理员

想象这样一个情景。

在一个小镇上只有唯一的一个水龙头，由镇长A掌管，并向小镇居民出售水龙头里的水。

为了提高效率，镇长A命令下属们协助其向小镇居民供水，这些下属即B，小镇居民便是C。

那么镇长该如何确定日常的供水量呢？

一种方式是将一段时间内（比如以每年为单位）的供水量固定，规定这段时间只放这么多水，不管小镇居民的用水需求有啥变化，并相应地无视由需求变化带来的水价涨跌；

另一种方式是将水价固定，放水量根据小镇居民需求变化而变化，要的更多就放更多，要的少就放更少，保持水价稳定。

从常理来看，第二种方式显然更合理。但后者的实现需要两个前提：

第一，镇长明确了解小镇居民的实际需水量到底有多少——哪些居民缺水，哪些居民那儿的水又太多了。

第二，镇长有能力使唤下属给缺水的居民派水，并停止向已经供水过剩的居民供水。

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第二种供水方式恐怕就无从谈起。

这则简单的寓言故事，为我们粗略勾勒出了现代央行的两种货币政策框架之辨，即数量目标制与价格目标制。

众所周知，任何一国的中央银行都具备一个基础性的功能：控制一国的货币发行（正如镇长控制小镇供水）。

那么，央行根据什么来确定其货币发行呢？

通常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根据数量，即设立一个货币发行量的目标，然后发行既定数量的货币，这是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学派的代表观点；

第二，根据价格，即设立一个货币价格目标（利率），然后发行可以锚定该价格的货币（货币发行量不确定），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由“沃尔克-格林斯潘”在货币政策实践中立下的传统。

在前文的寓言中，“镇长”即央行，“水”即货币，数量目标即让水龙头释放特定数量的水；而价格目标则是锚定某个固定水价（利率），然后围绕该水价放水——如果水太多导致水价下跌就停止放水乃至抽水，反之亦然。

央行的数量目标制向价格目标制之转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新兴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发展的必经之路，因为这一转型背后往往伴随着的是利率自由化、机构建制改革等一系列更高层次的市场化发展。这对致力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我国而言，当然也不例外。

2018年12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先生在题为《中国货币政策框架：支持实体经济，处理好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的演讲中就指出：

“从国际经验看，货币政策调控逐渐从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转变，目前各国的中央银行都以利率调控为核心，因为利率在供给和需求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要更加注重市场利率，强化价格型调控和传导机制。”

“我们正在从数量调控为主向价格调控为主转变的过程中，两者都要用，相对过去，价格调控越来越重要，但由于我们的基础、体制机制、人们的思维习惯，数量调控目前也没有放弃，它也很重要。所以，中国的特点就是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都在用。”

近来，随着利率市场化“最后一公里”的逐渐完成，我国货币框架向价格型目标的转变也迎来了关键节点。为了让各位读者更好地理解我国当下与未来的货币政策框架，我们以深入浅出的语言梳理了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来龙去脉，并探讨了我国未来货币政策可能需解决的问题。欢迎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