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应对与流动性陷阱:后危机时代谈作为财政收入的铸币税(二)
张一苇
原创文章
2020/04/07

本文由智堡翻译,翻译行为获得了原作者授权,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智堡的立场和观点,译文仅供教育及学术交流目的使用。

原文标题: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es and Central Bank Profits: Seigniorage as Fiscal Revenue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作者:Jörg Bibow,发表机构:The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of Bard College, Working Paper Collection No. 916,发表日期:2018年10月,译者:张一苇

作者Jörg Bibow系莱维经济学研究所研究员、斯基德莫尔学院 (Skidmore College) 经济学副教授。本文收录于莱维经济学研究所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of Bard College) 工作论文集 (Working Paper Collection)。

因篇幅等原因有删节。央行利润的概念框架请见《(一)》,解剖美联储请见《(三)》,解剖日本央行请见《(四)》,欧洲央行奇事请见《(五)》,“直升机撒钱”与数字货币的讨论请见《(终)》。

第3节 危机应对:“非标”货币政策与政策“正常化”

在正常情况下,央行资产负债表和盈利能力的有关发展往往相当无聊。基础货币规模一般会有所增长,而被央行选中货币化的资产,则会逐步添加到央行的货币负债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央行资产和负债的结构可能会逐渐发生变化。通常情况下,央行几乎可以肯定会在这个过程中赚得一些利润。鉴于央行只保留了货币业务中剩余的市场份额,央行利润通常不会很多;这也是因为央行家们倾向于风险规避 (risk averse),因此专注于低收益资产。一般而言,央行利润预计会随着商业和利率周期的变化而变化。

在不正常情况下,上述情形可能会有所不同,而且也更引人注目。上面我们提到了货币市场干预 (currency market interventions) 以及以银行救济行动为特征的金融危机,这些情况可能对央行损益产生决定性的短期影响。从历史角度上讲,这里还需要提到战争。此外,鉴于自2008-09年全球金融危机 (GFC) 以及随后的2010-16年欧元区危机以来的经验,实验性货币政策 (experimental monetary policies) 也应纳入可能产生潜在巨大利润影响的因素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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