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资本遭遇政治:CEO亲共和党倾向的深远影响(终)

2019/09/30 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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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可能是在攀爬升职阶梯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亲共和党的政治偏好,并养成共和党政策能够更好满足的利益取向。另一种可能性是,能成为CEO的人,可能从一开始就具备亲共和党偏好;而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具备共和党偏好的个人更有可能成为CEO,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话题。

本文由智堡翻译,原文为公开版权内容,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智堡的立场和观点,译文仅供教育及学术交流目的使用。

原文标题:The Politics of CEOs,作者:Alma Cohen, Moshe Hazan, Roberto Tallarita, David Weiss,发表日期:2019年5月,原文链接:https://www.nber.org/papers/w25815,译者:张一苇

本文作者Alma Cohen, 来自哈佛法学院和全国经济研究所 (NBER);Roberto Tallarita, 来自哈佛法学院;Moshe Hazan, 来自特拉维夫大学Eitan Berglas经济学院和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CEPR);David Weiss,来自特拉维夫大学Eitan Berglas经济学院。

本文隶属于NBER工作论文系列,发表于2019年5月。

篇幅等原因有删节。目录与绪论请见《(序)》;CEO影响公共政策的渠道请见《(一)》;CEO政治资助的数据库与分析请见《(二)》;绘制CEO的政治学肖像请见《(三)》。

6. 展望未来

本节简要讨论了我们分析和发现的一些潜在含义,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第6.1节讨论了我们的发现在评估企业政治支出中的重要性及其对政治制度的影响。第6.2节考察了CEO作为向政策制定者提供政策观点建议的贡献者,以及作为政策论争的参与者所具备的影响力。第6.3节讨论了在分析企业决策时考察CEO政治偏好的重要性。最后,我们对CEO为何表现出亲共和党的压倒性偏好做了评论,这是未来研究应深入探讨的问题。

6.1 企业的政治支出

我们的分析表明,CEO的政治偏好在两大政党之间并不是平等分配的,共和党候选人享受着来自CEO的压倒性支持。该证据可能对理解企业政治支出和联合公民案对政治制度和企业治理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披露上的缺失使得企业政治支出的水平很难确定。鉴于缺乏透明度,我们的发现可以为有关企业政治支出如何影响美国政治和政策制定的任何评估提供依据。在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在政治上投入企业资金时,CEO可能会受到其自身政治偏好的影响。出于这一因素,企业的政治支出可能会令共和党候选人受益,并对民主党候选人不利。因此,我们的发现为分析上市公司的潜在支出规律提供了有用的见解,并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市公司会充分利用联合公民案之后大幅扩张的自由度,将大笔资金投入到政治当中,而这种自由度为共和党候选人带来的好处是压倒性的。

上市公司的政治支出若随时间推移从当前水平不断上升,这些发现对于理解这类场景的政治后果同样具有意义。如第2节所强调的,上市公司拥有庞大的财务资源,即使将其中的极小部分投入到政治当中,都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有证据表明,由于共和党CEO领导的上市公司占据压倒性多数,这种场景的出现可能会对两大政党之间的权力平衡孰优孰劣产生重大影响。

最后,在最高法院的理解中,针对企业向联邦公职候选人提供直接政治资助的禁令,不仅是“预防腐败和腐败现象”的一种方式,而且还可以保护“向企业投入资金的个人...免受其资金被用于支持他们反对的政治候选人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最高法院已经认识到,投资者可能会将与自己有关联的企业组织的政治支出,视为具有“表现意义”。因此,如果CEO的政治偏好导致了上市公司对共和党候选人的压倒性支持,那么对于反对共和党政策的潜在大量投资者来说,这可能造成表现意义上的困扰。

6.2 CEO对政策的影响力

第2.2节所述,CEO的政策观点和政策建议享受着广泛的关注度和影响力。由于CEO的声望、经验和专业权威,我们认为这种关注度和影响力是可以理解并有其合理性的。但是,我们的发现在分析或评估CEO的观点和建议时可能派上用场。尽管应该根据其价值评判政策和政治立场,而不问其倡导者的身份或政治取向,但在许多情况下,CEO团体和委员会通常被描绘成两党合作或党派平衡的形象,可能用事实大相径庭。实际上,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上市公司CEO往往表现出亲共和党人的偏好,而CEO政策建议的受用者应注意这种规律。

以通常被描绘成无党派或两党合作的商界圆桌会作为例子。该团体的现任主席兼CEO约书亚·博尔滕 (Joshua Bolten) 最近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出席听证时,将商界圆桌会描述为“两党合作组织”。因此,我们运用本文的数据集来考察商业圆桌会成员政治偏好的分布。

从数据集中我们识别出,2018年在商界圆桌会的总共约200名成员中,有167名成员做出了政治捐款。请注意,这些CEO代表的企业,不一定是标普1500指数成分公司;其中许多并未上市,是外国企业的子公司,或者是其他指数的成分公司。套用67% (60%) [50%]的阈值分界线,我们发现47% (60%) [77%]的CEO是共和党人,而仅有13% (16%) [23%]是民主党人,其余归为中立人士。

此外,在圆桌会的23名董事会成员中,我们识别出了19名成员的政治捐款,但党派不平衡也很明显。套用67% (60%) [50%]的阈值分界线,有8 (11) [17]名是共和党人,只有1 (1) [2]名是民主党人,其余归为中立人士。因此,尽管圆桌会在表面上是“两党合作”的——它并不正式隶属于某个特定政党,并且在其成员中两大政党都有自己的支持者——但其构成远没有达到党派平衡:它仍然具有严重的共和党取向。

6.3 政治偏好和企业决策

我们对企业披露决策的分析强调,至少在此类决策具有政治或政策维度的情况下,它们很可能与领导企业的CEO的政治偏好存在关联。我们认为在分析此类企业决策时值得考察这些偏好。

我们计划将政治偏好作为企业决策其他方面的解释变量,开展更多研究。对于某些类型的决策,政治偏好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因此,认真看待CEO的政治偏好,可以丰富我们对企业决策某些重要维度的理解。

6.4 解读商界对共和党的偏好

我们已经在第4节中详细记录了上市公司CEO中持续存在的亲共和党倾向。这种规律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究竟是什么因素造就了这种系统性规律。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支持共和党候选人与CEO的个人利益或CEO所认为的企业利益是一致的。CEO可能会认为共和党的政策对富裕人士或商业企业更为有利。按照这种解释,CEO不必在其职业生涯最初时就具有亲共和党的压倒性偏好。CEO可能是在攀爬升职阶梯的过程中发展出了这样的偏好,并养成共和党政策能够更好满足的利益取向。

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适者生存能成为CEO的人,可能从一开始就具备亲共和党偏好。这一理论若要成立,就必须解释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具备共和党偏好的个人更有可能成为CEO。为了探究这种解释的正确性,获取和分析数据(我们的数据集中并不包含此类数据)对于了解CEO在职业生涯最初时的政治偏好将非常有用。

这两种可能性并非唯二的解释,将来的研究可能会识别出其他形成亲共和党倾向的机制。解释本文中识别出的规律对于未来的研究将是极富价值的挑战。

7. 总结

麾下组织掌控着美国经济中大多数生产资料的上市公司CEO,对自己企业的政治支出、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公众的政策论争具备重大的影响力。在本文中,我们对标普1500指数成分公司CEO的政治偏好做了系统性的实证分析,这些公司代表了美国上市公司市值的90%。

我们的分析表明,CEO表现出压倒性的亲共和党偏好。我们还分析了CEO政治偏好与他们企业的地理区域,市值规模和所在行业以及CEO性别之间的关联。最后,我们发现由共和党CEO领导的企业在政治支出方面的透明度往往较低。

本文还概述了我们分析和发现的含义。这些发现对于理解政治进程和企业政治支出对其的影响,评估CEO提供的政策意见和建议以及理解企业决策都应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的研究应扩大分析的范围,并调查CEO的政治偏好与广泛的企业政策和实践之间的潜在关联。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引起对上市企业CEO党派偏好的关注,并为以后对该主题的讨论提供一个起点和实证基础。

(全文完)


译者:张一苇

来源:Cohen, A., Hazan, M., Tallarita, R., Weiss, D., The Politics of CEO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5815, Ma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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