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与人的境遇 - 企业治理视角看日本近代经济体制变迁(终)
夏立
原创文章
201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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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为企业治理视角看日本近代经济体制变迁系列研究的终章,第一篇请见:菊与刀的功与过;第二篇:富强的是谁的国;第三篇:畸形制度中迈向疯狂;第四篇:睁开双眼才能变回人;第五篇:经连会就能通往天堂吗?;第六篇:谁摧毁了巴别塔

纵观整个“日本近代经济体制变迁”系列,对企业制度和货币体系的叙述尤为侧重;这两者都是在庞大的社会制度下,为了实现某些目的 (end) 的重要手段 (means)。而这些“手段”的变化,反映的是整个日本社会制度的变迁。

在构思本系列的过程中,“近代”(late modern period) 是题眼中的重要定语。这里的近代,并不拘泥于时间上的特定阶段,而是人类社会发展与思想进步上的概念。正是在近代,人类对自己作为社会性动物的认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从自发形成绝对威权的“利维坦”,到将主权关回法律制度的牢笼;从民族主义动员牺牲小我为国家献身,到国家存在的唯一意义是保护人民的人权福祉。

日本的近代,起源于黑船来航,发端于西欧近代思想与日本传统范式之间的碰撞,然而启蒙的思想在日本进一步扭曲变质,错过了大正民主的最后机会。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西欧国家已然迈入主权为民的时代,日本国民对“国家”的认知,却仍旧停留在一战时德意志帝国的水平。

国家存在的意义是为实现什么样的目的,就会为此动用什么样的手段;当国家存在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其要实现的目的与动用的手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日本的企业制度,作为日本近代以来实现国家目的的重要手段,在不同时代也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形式。然而要深刻地理解制度的变迁与背后的本质,我们必须重启旅程,回到人类文明最开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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